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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岩邱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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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代言人刘小萌知青   

2011-10-06 10:02:25|  分类: 老三届知青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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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 代言人刘小萌知青 

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--------“说出你的故事!”

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南京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更多精彩图文请点击:http://blog.163.com/lsj0597@126/

刘小萌,1952年生于北京,1968年赴内蒙插队,现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,北大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,在研究清史之余,自发研究知青史,著有《中国知青史——大潮》、《中国知青口述史》,是国内从历史学角度较为完整梳理上山下乡运动的代表著作。

刘小萌《中国知青史——大潮》出版于1998年,封面装帧是一片混沌的红,隐见风起云涌。背面用蓝色斜体字大书:

“大潮涌来——几千万少男少女的黄金年华卷进了黑泥黄沙红壤,山川田野莽原。”

不知此话出自谁口,如是书作者本人,那说明刘小萌暗地里还是一个诗人。不难假想,偌大中国某些角落必定会有某些读者,对着这两句诗黯然神伤甚至潸然泪下,且与诗句本身的优劣无关。

曲线救国圆了大学梦

1973年,初中文化程度、在内蒙插队5年的放羊倌刘小萌转回河北保定原籍,在完县(今顺平县)当起了农民。因为无法回北京,只好采取这么一个“曲线救国”的路线。从农村转到农村是没问题的,那边是牧民,这边是农民,都还属于与工农民众相结合范畴。

一年以后,知青刘小萌当上了生产队长,外来户能在农村当干部,一是因为知青有文化、能吃苦,二来没有社会关系,得罪人的事情可以干。就这么当了两年农民,被县里推荐去了保定技工学校,半工半读。

“本来推荐我去河北师院的,结果另一个知青认识知青办主任,请他吃了顿饭。我当然没请他吃饭。最后那人去了师院,我就给分到了技工学校。当时学校里聚集了许多北京、天津老三届的知青,因为上技校可以把农业户口恢复到城市户口,虽然你毕业以后只是当一个工人,但是你也有跳龙门的感觉。”

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的刘小萌“根深蒂固地想上学”,在技校里学的是锻造,简单地说就是拿汽锤打铁。那一年,他在学校里学习打了5把斧子,好几把刀——那年头人们用刀斧似乎特别费,因为要武斗,还要砸四旧。除此之外的另一项重大收获就是回了7次北京,离得近了,而且当时保定“武斗得乱哄哄的”,坐火车不用买票。

恢复高考的第二年,刘小萌考进了河北大学历史系。数理化荒废了那么多年,学理科是没法想的了。学中文的父亲建议子承父业,他不情愿,一心想离政治远点儿,“文科里面,历史离政治最远。”

他压根没想到,十多年后,他又会在清史之外,自觉自愿地另外研究起知青史,一下子把自己重新纳回跟当代政治无法剥离的境地。

不入主流的“独行侠”

因为研究清史而获得国家特殊津贴的刘小萌,半生最自豪的却是知青史研究。他说,虽然给他带来职称、奠定他专业地位的是那些清朝满族,但是他觉得自己最有价值最有回报的业务,却在知青领域。这个研究,“是跟现实,跟一代人命运直接相关的”。

1990年代初,博士刚毕业的刘小萌开始着手梳理中国知青史。

从上世纪50年代初起,国家逐步明确了把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到农村从事生产的思路,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、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的事业结合起来。1962-1966年,全国有近130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。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以后,上山下乡活动进入了新阶段,1966年下半年起,到1968年,各地学校基本停课,大学不招生,工厂基本不招工,毛主席“再教育”号召发出以后,知青上山下乡基本上成为一项制度。

“文革”期间,全国共有1400万知青上山下乡,这意味着1%10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式下被送往农村。

因为研究知青史,刘小萌在原先的科研队伍里一度受到排挤,成稿的论文和书稿也迟迟不能付梓,同时,他还不能荒废本身的专业。

“我当时是副研究员,专业上有压力,评职称那会就特别忙,天天熬夜,4个月写了40万字,那时候还没电脑,全靠手写,手老麻,后来凭借着论文《爱新觉罗家族全史》评上研究员,庆幸没耽误。现在我隔几年就拿出一段时间来做知青研究。我老在反思,我们知识分子自己有没有好好地利用环境来做点事。起码,在知青史上,大的问题、大的事件目前还没有没写出来。书稿老是不能及时发其实也是好事,放在那里就会老去修正它,希望它能尽量减少局限性。中国当代史研究是比较滞后的,但是知青史这一块,现在我们跟国际上还是接得上轨的。”

因为不接近学术主流、长期独来独往,同事管刘小萌叫“独行侠”,他自己苦笑,说大概是当知青时放羊的潜在影响,强化了自己的自由散漫、学术上边缘化,和思维观点上的自由主义。

他没有知青情结。他怜惜所有与自己有着相似命运的人,比如他的妹妹刘小茁。这个姑娘15岁时在“工宣队”的强制下到延安安塞插队,新挖的窑洞还没搬进去就塌了,万幸捡回一条命。后来为了照顾哥哥,善良的妹妹放弃了回城,永远地扎根在河北保定,47岁提前“内退”。

刘小萌给许多知青做的口述录音,都是妹妹帮助整理。刘小茁把这些说话南腔北调,声调忽高忽低的录音,耐心地整理成文字,不为别的,就因为她也是“知青”。

“你为什么不说?”

《中国知青史——大潮》以后,刘小萌又完成了《中国知青口述史》一书,全书收录了13位知青的各自不同经历,刘希望用活生生的个体来补史、证史,让历史鲜活起来,弥补第一本书凭文献史料研究的缺憾。

他在这个过程中结交到了不少掏心掏肺的知青朋友:许多人热情无私地支持他,为他提供当年的史料和珍贵的照片;到哪里考察都有知青像招待贵宾兼多年老友一般招待他;他去湖南调研,知青出身的“湖南钢铁大王”给他一张卡,在赔钱赚吆喝的“知青酒家”里管吃管住……

1700多位知青里,选出十来个有代表意义的个体,以多元的观点和写作手法来呈现历史,刘小萌说,非和知青广泛地、长期地交朋友不可。

一位知青在做口述的时候,说母亲是病死的,交往多年,一次与刘酒酣耳热之时才吐了真言:母亲是红卫兵抄家的时候被打死的。当时兄长拿着擀面杖挺身而出:你们谁敢动我妈,我跟你们拼了!结果,也被当场打死。嫂子带着孩子改了嫁,侄儿至今不知道自己身世。

刘小萌瞪大眼睛:你为什么不说?你哥哥是英雄啊!

虽然有着种种限制,刘小萌在《中国知青口述史》中还是尽力呈现了一幅比较全面和多元的知青众生相。这其中,有曾经风光一时的知青典型、有返城风中脱颖而出的民间领袖,也有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。

——张韧,知青中的“大姐”,1962年考取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,但她放弃了,执意下乡,是当时著名的知青典型;

——柴春泽,一个极左路线猖獗年代的知青典型,曾被刘小萌形容为“有写信癖”,但通过接触了解,刘发现,这其实是一个朴实而又循规蹈矩、拘谨认真的老好人;

——刘继业、吴献忠,辽宁知青典型,“文革”后同遭牢狱之灾。出狱后刘继业成了大型国有企业的中层领导,吴献忠虽然没了党籍,但依然坚信共产主义,以“党外布尔什维克”自居,等待着有一天能够重新入党;

——安海燕,13岁遭遇“文革”,靠捡破烂养活全家,17岁下乡当赤脚医生,因成绩突出成为典型,但就是这个给病人大胆扎针治疗的赤脚医生,居然直到新婚之夜还没有任何性的常识,以为自己是个半男半女的“中性人”;

——欧阳琏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几万知青返城的组织者,人称“半条命”;

——小月(化名):19岁在东北兵团为扑灭山火而遭毁容,整容不成,百病缠身,一生未嫁,从此与“幸福”二字绝缘。

……

小月在口述里的一段话大概代表了很多知青的心声:

“我们这一代人有许多共有的名字 :共和国同龄人、老三届、知识青年。从任何方面而言,我们都不具备与国家、与时代讨价还价的条件。知青是背负沉重十字架的一代,永远在替父辈、自己甚至后代偿还债务,身上有着抹不去的悲剧色彩,惟一支撑我们的是坚强的意志和艰苦岁月的磨练。

“没人去追寻历史的责任,纵然我们对历史有过怨言,也已在挫折里将一切看淡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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